核心观点：

·增长动能偏弱、结构性分化加剧、不确定性高企，决定了全球经济仍处在一个“韧而不坚”的微妙状态之中。

·在今后一段时期，全球经济将可能呈现出低增长、高债务与高不确定性并存的基本态势。

·近年来，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、全球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，仍保持了年均5%左右的增长。这一成绩来之不易，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。

·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，中国经济仍有条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、更加均衡和更具质量的增长轨迹。

人民网：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？

 林建海：总体来看，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“韧而不坚” 的特征。全球经济仍在增长，但增速缓慢、分化明显；表面看似尚可，潜在下行风险却不容忽视。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首席经济学家所指出的：“我们仍然感到不安，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潜在的重大冲击。尽管全球经济已经展现出一定的适应能力，但不确定性依然处于高位。”

在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和主要私营金融机构的分析报告中，“韧性”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。普遍观点认为，全球经济的表现好于此前预期，尤其是美国经济展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。

IMF最新分析显示，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3.3%，2026年预计仍为3.3%，略高于2025年10月的预测值。在主要经济体中，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2.1%，欧元区1.4%，中国5%；2026年，美国增长预计为2.4%，欧元区为1.3%。这些数字表明，欧元区增长持续走弱，成为拖累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，其中，德国经济几近停滞。放眼未来数年，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可能徘徊在3%左右，显著低于2000—2019年3.7%的年平均增速。

问题在于：这种“韧性”究竟从何而来？

一，全球经济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，是美国经济好于预期，且增速快于其他发达经济体。在特朗普政府重启并强化关税政策的背景下，许多经济学家曾预期2025年将面临“低增长、高通胀”的双重冲击，但实际结果好于预期，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首先，实际关税低于起初宣布的水平。2025年4月2日，美国宣布对几乎所有国家征收10%的进口基本税，并对汽车等产品加征25%的关税，对部分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一步提高税率，对中国的最高税率一度升至136%。但经过多轮谈判和豁免安排，对各国的最终平均关税水平降至27%左右，而实际税率约为14%。同时，半导体等产品被纳入免税范围，进一步缓冲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2025年美国高科技投资、尤其是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张，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力量。据不完全估算显示，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约2500亿美元，企业资本支出数百亿美元，长期产业投资承诺达千亿美元量级，合计超过6000亿美元。这一轮投资潮覆盖股权融资、固定资产投资和先进制造业布局等多个层面，提振了市场信心。而在资本市场，科技股的持续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带动消费增长，进一步促进经济扩张态势。这也是2025年美国经济“韧性”得以显现的重要原因。

二，除美国之外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。中国、印度、东盟成员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，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。IMF数据显示，近年来亚洲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0%，其中中国的贡献稳定在30%左右。在金砖国家中，中国、印度和俄罗斯三国经济体量已进入全球前十。尽管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严峻挑战，甚至经历经济或债务危机，但从整体看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持续上升。

三、在高关税和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，全球贸易仍保持增长。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约35万亿美元，同比增长7%，明显好于市场此前预期。展望2026年，全球贸易增速可能放缓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、关税壁垒、地缘冲突以及贸易碎片化风险仍将上升。未来，全球贸易竞争的核心不仅仅是数量大小，更重要的是韧性。

综合来看，2025年全球经济展现一定韧性，然而，这种韧性并不稳固。增长动能偏弱、结构性分化加剧、不确定性高企，决定了全球经济仍处在一个“韧而不坚”的微妙状态之中。对下行风险的警惕，仍然不可放松。

人民网：进入2026年，全球经济前景又将如何演变？

 林建海：先看美国。有意思的是，几乎所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，对2026年美国经济走势都保持了相对一致的谨慎乐观预期。然而，笔者认为，2026年美国经济呈现“利好与风险并存”的格局。短期支撑因素尚在，但下行风险不容忽视。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：

第一，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仍将构成重要支撑。在短期内，AI将继续带来可观的投资需求，尤其体现在数据中心、算力基础设施、电力系统等领域。可以说，如今无论讨论宏观经济、产业发展，还是资本市场，AI都已成为绕不开的核心议题。

第二，财政与货币政策环境仍偏宽松。市场普遍预期，无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是谁，降息都将成为2026年的政策选项之一。分歧主要在于降息次数和力度——一次、两次，还是更多，取决于经济运行状况。关键观察指标仍是两项：一是劳动力市场状况，二是通胀水平。目前，美国失业率约为4.4%，略低于1948—2005年间5.7%的长期平均水平。通胀率为2.7%，仍高于美联储2%的目标值。总体看，这一组合意味着货币政策短期内仍需保持谨慎。但近期劳动力市场已有松动迹象，失业率可能回升，因此更大概率是2026年出现幅度有限的降息。

第三，企业与银行体系盈利能力总体稳健。不过，盈利表现呈现明显分化：以标普500指数为代表的大型上市公司利润率持续改善，而中小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则相对疲弱，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下滑。

第四，下行风险不容忽视。首先，高关税的滞后效应可能集中显现。研究显示，关税对经济的全面影响往往在一年后逐步释放。2026年，制造业可能趋于疲软，失业率也可能随之上升。其次，AI热潮是否演变为泡沫仍存争议。正如英伟达CEO黄仁勋所言，AI已经触发“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”。但也有不少疑问仍待回答：如此大规模投入，其产出在哪里？何时兑现？是否能够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，使全球经济实现如马斯克所说的“爆炸式扩张”和“空前富足”的未来？这些问题仍处于观察和探索阶段。而且，股市高位运行本身蕴含风险。过去三年，美国股市表现极为强劲：2023-25年标普500指数累计涨幅接近80%。目前标普500市盈率约为30倍，显著高于历史长期中位数（约17—19倍）。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必然崩盘，但在高估值背景下，任何基本面变化都可能放大市场波动。

从更长周期看，美国经济同样面临结构性挑战：一是政府债务持续攀升，已达38万亿美元，占GDP比重超过120%，推高长期利率并压制增长空间。二是贸易保护主义、关税武器化以及零和甚至负和博弈思维，可能削弱其自身的经济竞争力。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加剧，社会撕裂加深，长期将侵蚀经济和制度的内生稳定性。

纵观全球经济，在今后一段时期，将可能呈现出低增长、高债务与高不确定性并存的基本态势。这一判断并非基于单一冲击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。

一、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低位运行，且分化加剧。世界经济有望保持温和增长，但整体节奏依然偏慢，且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分化趋势更加明显。世界银行的最新分析显示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，但增长动能可能逐步减弱，发达经济体，特别是欧元区和日本，面临更为明显的增长压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全球经济在总体上已走出疫情冲击，但复苏并不均衡。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尚未完全恢复元气，约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实际收入仍低于2020年疫情前水平，部分国家甚至出现收入倒退。除短期冲击外，人口老龄化、技术创新不足、财政空间收紧以及债务负担上升等结构性问题，也在持续侵蚀中长期增长潜力。

二、债务高企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隐忧。高债务水平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突出风险之一。国际金融协会（IIF）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9月，全球总债务规模已升至约346万亿美元，占全球GDP的330%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尤为引人关注，GDP占比均超过100%。在财政空间受限、利率依然较高的背景下，如何在稳增长，并确保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，将成为各国面临的长期难题。

三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承受多重压力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正同时应对多重外部和内部挑战。全球经济缓慢增长削弱了出口需求，发达经济体长期维持高利率抬高了融资成本和外债偿付压力，能源和食品价格波动推高生活成本，部分国家的社会与政治不稳定因素亦有所上升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不少国家面临低增长、高通胀和高债务并存的复杂局面，宏观调控空间进一步受限，政策抉择的难度显著上升。

四、经济与贸易脱钩风险上升。近年来，贸易摩擦、关税武器化和经济碎片化趋势反复出现并加剧，对全球经济合作构成持续冲击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关研究中指出，如果经济和贸易脱钩在更大范围内发生，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全球GDP的7%，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经济总量之和。这一风险不仅体现在贸易领域，也逐步向投资、技术和金融领域蔓延，对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长期增长前景构成深远影响。

五、地缘冲突与安全风险难以快速消退。从短期看，地缘政治紧张和地区冲突仍可能持续，特别是在中东、拉美等地区。这些不稳定因素对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形成持续扰动，加剧价格波动和通胀不确定性，进而影响全球经济运行。

人民网：从更长时间维度看，全球经济还面临哪些深层次、跨周期的结构性挑战？

 林建海：一是人口结构变化。人口老龄化将抑制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提升，并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构成压力。这已成为许多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。与之相对，非洲等地区在未来数十年人口将快速增长，既蕴含发展潜力，也对就业、教育和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。推动经济创新和结构性改革，将是缓解人口压力的重要路径。

二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。当前，全球收入最高的1%人群拥有约一半的全球财富。如果收入和财富分配持续恶化，不仅会抑制消费需求，也可能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产生深远影响。历史经验表明，收入高度不平等往往是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之一。

三是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压力。气候变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日益显性。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不仅关乎当下，更关系到未来增长空间和人类整体福祉，是一项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系统性工程。

人民网：面向未来，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？

 林建海：近年来，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、全球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，仍保持了年均5%左右的增长。这一成绩来之不易，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。但与此同时，经济增速放缓，也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
一、增长模式转型中的阵痛不可避免。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、可持续增长转型的关键阶段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传统增长动能减弱、新动能尚在培育，结构调整的难度上升。其中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，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不仅波及投资和地方财政，也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居民消费和预期。

二、需求偏弱影响制约经济“体感”。需求偏弱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挥之不去。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，意味着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，反映出整体价格水平下行的经济环境。2023—2024年连续负值，表明中国经济在这两年面临较为明显的价格下行压力；2025年负值幅度趋稳，显示价格下跌趋势有所缓解，但尚未转为温和通胀。这一局面与消费需求偏弱、工业品价格疲软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密切相关，抑制了企业盈利能力和劳动者收入增长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“经济有增长、体感却不强”的感受。若在2026年名义与实际GDP增速趋于一致，甚至略高，经济运行的“温度”有望改善。

三、外需环境趋紧，出口竞争压力上升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国际竞争加剧以及产业链重构，使外需环境日益复杂。尽管2025年中国出口仍实现约8%的增长，但这一成绩是在价格竞争加剧、利润空间被压缩的背景下取得的。依靠低价格竞争并非可持续之策，大规模顺差也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和反制措施，外需面临的约束将日趋明显。

在上述背景下，更有力度和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一是强化内需支撑。通过适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，增强收入、财富和预期三方面对内需的拉动作用。其中，就业和收入增长是基础，财富效应是放大器，而稳定的预期则是关键纽带。就业改善、资本市场回暖以及房地产市场企稳，将共同推动消费和投资恢复。

二是积极稳妥应对房地产市场调整。国际经验表明，这一过程往往持续时间较长，需要稳定、持续的政策支持。在此背景下，更为有力的财政支持有助于加快调整节奏，减轻对整体经济的拖累，并对提振消费信心发挥重要作用。

三是持续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。在外部环境趋紧的背景下，应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和开放增强经济韧性，在资本流动、贸易、金融、科技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。

四是着力提升劳动生产率。从中长期看，劳动生产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，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来自生产率提升；危机后，资本投入比重上升，而生产率贡献相对下降。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必须重新夯实生产率提升这一基础，而其核心路径在于科技创新、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。

人民网：从更长时间维度来看，中国经济还能以多快的速度增长？

 林建海：这一问题不仅事关中国自身发展路径，也是国际学界、国际机构和其他国家政府关注的焦点。

围绕中国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，国际机构已进行了大量研究。IMF职员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，在既有政策不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，2023—2027年中国经济的年潜在增长率约为4%；而在推进有效结构性改革的情形下——包括国有企业改革、退休制度调整、激发市场活力以及加大教育投入等——2023—2037年的年潜在增长率有望提升至4.7%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既有评估大多基于传统增长模型，对科技创新，尤其是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及新一代科技的影响，可能尚未充分反映。AI正在重塑生产方式，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潜力，或将超出传统模型的静态假设。同时，这些分析往往难以量化中国劳动力的学习能力、创新精神和适应能力，而这些内生特质，正是过去数十年支撑中国持续追赶的重要动力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，无论是从劳动密集型制造迈向高端制造，还是从出口导向转向创新驱动，背后始终存在一条清晰主线——坚韧、务实、不断追求改善生活与实现富裕的动力。这一点，构成了中国中长期增长的独特优势。

当然，任何一个经济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有曲折也在预料之中。人口老龄化加速、房地产深度调整、债务化解压力、经济结构再平衡、城乡差距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，都是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。但从长期看，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仍然广阔，其潜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，为中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预期锚定，是持续推进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。

第二，高质量人力资本优势突出。在人力资本方面，中国正持续释放教育红利。随着新技术、新产业不断涌现，高素质劳动力已成为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。2022年以来，中国每年约有超过1000万名高校毕业生，其中理工科约占40%，规模超过美国、欧洲和日本的总和。这一结构性优势，在全球范围内极具竞争力。

第三，劳动力供给仍具释放空间。目前，中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约为55岁。若到2030年逐步延长至58岁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60岁或更高水平过渡，可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收缩压力。同时，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在各行业的普及，将降低对传统劳动力数量的依赖，部分对冲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。长期而言，提高生育率仍是根本性课题，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。

第四，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空间广阔。按市场汇率计算，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，显示仍处于追赶阶段。通过技术创新和成熟技术的规模化应用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、数字化、绿色化升级，将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。

第五，城镇化仍具较大推进空间。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，中国城镇化率仍低十多个百分点，未来在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和城市群发展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，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。

第六，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。目前，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为50%，明显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也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。IMF分析显示，在实施有力改革的情况下，未来15年服务业发展有望使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约20%，相当于每年额外贡献约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。

第七，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。从国际比较看，发达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普遍超过70%，美国和英国甚至超过80%，印度也约为70%；而中国这一比例仍约为55%。若消费占比提升10个百分点，将对经济规模和增长动能形成显著支撑。

综合来看，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，取决于改革推进力度、技术进步速度以及结构调整的成效。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，中国经济仍有条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、更加均衡和更具质量的增长轨迹。

如上所述，当前世界经济呈现“韧而不坚”的特点：增速缓慢、债务高企、地缘政治博弈加剧、不确定性上升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下展现出独特韧性，特别是制造业与出口持续升级，科技创新潜力充足。但中国面临的挑战也不容低估。总体而言，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可以概括为：韧性支撑当前，改革激发潜力，创新驱动未来，绿色与包容确保可持续。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时代锚定长期方向，不仅为自己，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提供了积极动力。